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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多少往事堪重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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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紓的幕後英雄－－魏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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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君武風流韻事多
汪精衛的退婚與結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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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雲才略繫興亡－－也談蔣廷黻的婚姻悲劇
以英文寫作的溫源寧
東北奇人馮庸和他的大學
一代報人——程滄波其人其文
儲安平的婚姻悲劇
佳人已屬沙吒利－－「標準美人」徐來與黎錦暉的離合

前言
多少往事堪重數

　　歷史是由許多的人與事構成的，這些人與事可謂複雜而多端。因此面對如此情況，「秉筆」寫歷史的史家如何「直書」，一直以來就是值得思考的問題。即如世稱良史的司馬遷，他書中所言的史事，鑿如目前，而這果如鑿鑿乎？實在不能不令人有此疑問。等而下之者，如「史傳」中的本紀列傳、「家傳」的事略行狀、甚至「自傳」的回憶錄、口述歷史等等，常常不是失之於略，便是病之於蔽，甚至於詭譎虛假，顛倒是非，不一而足。

　　觀之現有的史書，常常囿於成王敗寇，子為父隱，以致相互標榜，自我誇飾；甚且文過飾非，出入主奴；重之以「名分」、「名教」那一套「跋前疐後」之瞻顧與諱忌，自不免難盡所言。更難的是在是非曲直的拿捏，無法恰如其分地暢所欲言，於是在「信而有徵」的成分上，自然大打折扣。難道真的三代以來無「信」史乎？這說法固然不免有欠公允，其言也過激，然孟子早已有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」之歎，是歷史之不可盡信之說，其來有自矣。

　　晚清到民國，可說是我國有史以來之大變局，不僅是從數千年專制到新創共和的政體大改變，也是中西潮流相激相盪的時刻。其間魁儒傑士、巨蠹神奸、巾幗英妙、山市隱淪、草莽豪俊，層出不窮；他們或懷利器而通顯，或抱絕學而潛藏，或夤緣而致青雲，或孤芳而溷塵土。面對這些人與事，或有一德之足式，或有一藝之堪賞，或有一言之可傳，都是書寫的大好題材。

　　然而一般為歷史人物寫傳，多用傳主之奏摺、文集以及實錄、上諭中的有關記載。這樣的傳記，從形式到內容，總給人有種千篇一律、千人一面的感覺，而且內容乾巴巴的，一點都不生動。倒不如稗雜者流之所記，儘可無拘無束、不瞻不徇，使人物有血有肉，有聲有色，使內容更加豐滿，形象更加生動。然而這些所謂稗雜者流之所記，也犯了一個重大的弊病，那就是游談之雄，好為捕風捉影之說，故事隨意出入，資其裝點。因此晚清金梁在三０年代編寫《近世人物志》在其前言，就有「欲考人物，僅憑正傳，既嫌過略；兼述野史，又慮傳誤；皆不必盡為信史也。」之歎。於是他花了許多氣力，用了大量時間，將翁同龢的《翁文恭日記》、李慈銘的《越縵堂日記》、王闓運的《湘綺樓日記》、葉昌熾的《緣督廬日記》，這四部號稱「晚清四大日記」中所記載的人物，按時日先後，整理排比，編成《近世人物志》，共有六百餘人。這些日記常流露出作者對所記人物的毀譽，對所發生事件之評論，如李慈銘的《越縵堂日記》不僅忠實記載他和樊增祥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，也暴露了南北兩派清流之間互相鄙視，彼此拆台，鉤心鬥角，互不相讓的真實情景。為瞭解這些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，提供難得的一手珍貴史料。吾輩若能循此線索，證之以清代檔案及清人信札等原始資料，則對晚清人物及其事蹟，當可收探驪得珠之效。

　　又晚清至民國，掌故隨筆一類的筆記雜著為數極多，但多為耳食之談，謬悠之說，其中能以淵博翔實及議論精闢見稱於時者，當推黃濬（秋岳）所撰的《花隨人聖盦摭憶》一書為翹楚。該書對晚清以迄民國，近百年間的諸多大事，如甲午戰爭、戊戌變法、洋務運動、洪憲稱帝、張勳復辟均有涉及。內容不僅廣徵博引，雜採時人文集、筆記、日記、書札、公牘、密電，因作者身分的特殊亦多自身經歷，耳聞目睹，議輪識見不凡，加之文筆優美，讀之有味，被認為民國筆記中罕能有此功力者。掌故大家瞿兌之推重該書謂「與夫交遊蹤跡，盛衰離合，議論酬答，性情好尚，而一時政教風俗之輪廓，亦顯然如繪畫之畢呈，倫比洪邁之《容齋隨筆》，確非諛詞」。因此該書頗受史家陳寅恪的青睞，而後來旅美學人楊聯陞、房兆楹亦極力推薦，咸認為此書不但史料價值極高，而且是近五十年來我國人士使用文言文所寫筆記的第一流著作。

　　學者趙益說：「《摭憶》一書，不僅能於晚清掌故一網殆盡，尤能知其人、同其情，因此述事或不儘然，議論則往往中的。……黃氏能做到這一點，一半是本人博聞強識、深明故實之學識使然，另一半則是與其平生遭遇相關。黃氏早年入京師學堂時，變故尚未發生，猶能親睹舊清之貌；鼎革之後，又以少年雋才見賞於梁啟超（任公）、樊增祥（樊山）、易順鼎（實甫）、俞明震（恪士）、陳衍（石遺）等老輩，……瞿兌之嘗謂掌故學者，既必須學識過人，又得深受老輩薰陶，並能夠眼見許多舊時代的產物。所有這些，黃氏可以說都已具備。見聞既富，體會並深，左右逢源，遂能深造自得。」

　　晚清至民國，百餘年間，多少人物，多少往事，在「雨打風吹」下，已「風雲流散」了。而剩下為市井之所流播的，里巷之所咨嗟者，又語多不實，甚至顛倒是非，厚誣古人。例如一九三二年的「王賡獻地圖」和一九三一年「張學良伴舞失東北」一樣，鬧得滿城風雨。當時馬君武寫了〈哀瀋陽〉二首，大大地譏諷了張學良「瀋陽已陷休回顧，更抱佳人舞幾回」；無獨有偶的，北平燕京大學教授鄧之誠，也以「五石」的筆名，寫了一首〈後鴛湖曲〉，大大譏刺王賡為了和陸小曼幽會而丟失地圖之事。對此，陳定山在《春申舊聞》書中就說：「九一八事變，東北五省一夕失守，報紙喧騰，謂張學良與胡蝶共舞。其實胡蝶於時已戀有聲（按：潘有聲），事變之夕，胡蝶並未離開上海，此與一二八事變，謠言陸小曼與王賡者，事出一轍。美人禍水，常被後人歪曲描畫，點綴歷史。其實：『吳亡何預西施事，一舸鴟夷浪費猜。』千古沉冤，正恨無人洗刷耳。」

　　歷史在於「信而有徵」，對此不實之事，吾人當為之考辨、為之翻案。「多少往事堪重數」，「重數」之目的，在求信以俟徵。孔子說：「信則吾能徵之矣」，茍若我輩今日不為之，則年遠代湮，又何以徵於後且信於後乎？此本書之所由作也。

　　本書為筆者近兩年來讀史之所得，它捨棄對這些歷史人物的「流水帳」似的身世、履歷、經歷的介紹，而就其人或其事中的「大節攸關」或「細行足式」的戔戔點滴，備而傳之，以存記其人之所行所藏及其事之原委根本。其所以如此，蓋在唯有溯本推源，爬梳整理，才可剝絲抽繭，而明其真相。而對於前人誇誇其談，或沒有說清楚，甚至說錯的地方，也一一加以理清，甚至不惜花較大的篇幅來加以考辨，以廓清公案。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本著適之先生的「有幾分證據，說幾分話」的態度，務求歷史的真相也。